迈向公共管理的人类学

所属栏目:人类学论文 发布日期:2020-02-16 17:55:48 论文作者:佚名

摘 要:公共管理与人类学在学科特点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以前的学者们从未正式思考过二者的联系,而一些学者则前瞻性地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适用于公共管理,指导公共实践等。揭开历史的篇章,人類学应用于公共管理实践的案例比比皆是,人类学对于公共管理的贡献也是相当显著而这也恰恰证实了二者结合的可能。随着人类学的发展,公共人类学的出现也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一种更为合适的途径。

关键词:人类学;公共管理;关系;作用;公共人类学

以前,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人的学科,专注于探究人的生理特征、区域或地区的风土人情,总是将眼界放在浅显的、学术性较弱、缺乏深入研究意义的方面,局限于文化领域,孤立于公共管理之外。而且人类学的形象问题束缚了人类学在行政管理与政策分析方面的使用,人们对于人类学的效用持怀疑态度。然而,人是管理的核心,结合人类学去管理、分析政策不失为一种良策,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学者们习惯于选择参与性观察这一方法,借此来探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探索人类学与政策相关知识的沟通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了人类学逐渐向公共管理的方向靠拢,将人类学视角渗透在公共领域与政策阀域,近年来,公共人类学的发展势头越来越猛,也正顺应了这一时势,正如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在其《公共人类学:21世纪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一文中所述。佟春霞和阎耀军两位老师在《人类学之于公共管理实践的重要性及历史渊源》一文中追溯了人类学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区域的应用实践,指出了人类学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历史性作用,以此揭示我国将人类学引入公共管理的必要性,二位老师认为“人类学家把他们对人、文化、社会的知识和理论应用于改善和改进公共管理中不尽人意的方面,促进公共管理向人性化、科学化方向发展”。34陈兴贵教授的《人类学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与《公共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都曾论述过人类学与公共管理的关系,他认为“人类学者要主动走进公共领域,参与并领导公共事务管理,与其他学科共同探讨和解决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问题。”

一、公共管理与人类学的差异性

公共管理学讲的是一种统治的实践,它强调统一性,对于不同的人和事有着相同的态度,对不同地域的政策相同。人类学恰恰与管理学针锋相对,民族志讲人种,对某个独特的族群和人种进行深入的解剖,得出一种符合科学与真理的结论,但这种结论和价值只是在这个小小的族群中去使用,越过这个族群就无法适用,比如徽文化中的绩溪。故而人类学强调高度的个性,与研究者不一样的个性,体验与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不会涉猎同质的东西。公共管理学强调全国一盘棋,讲的是统一性,人类学讲个性;公共管理是管人,而人又千差万别,人类学的方法只能研究一个个的个体、适用于一个小小的族群,这样就会显得矛盾。

公共管理具有强制性,公共管理条例、国家法律一颁布,不会说再协商一下,公共管理强调的是是刚性的操作;而人类学具有平等性的特征,虽然存在差异和个性,但是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不能强迫我做你要做的事,这一点与公共管理是敌对的。公共管理不可能因为你与我不同而给你搞第二套政策;人类学则说,我们两是平等的。

也正因为上述的学科差异,早前的学者们从未以一种创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两门学科,只是踱步于各自的学术领域。以前,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人的学科,局限于文化领域,孤立于公共管理之外的一门专业性学科,而且人类学的形象问题束缚了人类学在行政管理与政策分析方面的使用,人们对于人类学的效用持怀疑态度。

二、公共管理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思考

在人类学的适用方面存在着持久的争论,具体于人类学试图左右政策这一点。相关问题是:为什么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人类学对政策的影响力胜于后来的三十五年和平期?为什么在与公共政策直接相关的活动中,从业者们难以用人类学的观点看待问题?人类学家很少有机会在政策规划中作出足够的贡献,就给定行动计划的假设条件是否充足提供建议。

但徐勇老师曾以人与类的观点来阐释人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关系,他认为人类学与公共管理学就是人与类的关系。这一类人比如国家或大的区域与个体或一个小族群的关系。人类学,人和类要分开,人就是人种即人类学,类就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即公共管理学。人和类又不能分开,公共管理必须对每个人都适用,每个人都要表决。公共管理学与人类学看似针锋相对,但它不可分割,又高度区别。即便如此,公共管理学与人类学能否结合、如何将共性与个性即公共管理与人类学相协调仍旧值得深思。

人是管理的核心,结合人类学去管理、分析政策不失为一种良策,越来越多具有前瞻性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人类学之于公共管理的意义,以人类学的研究视野看待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将人类学方法投射在公共领域及公共政策上。譬如威尔纳(Willner)就曾以批判性的问题拉开了以人类学与公共政策学为主题的1977年休斯顿AAA世界人类学研讨会的序幕。这些问题即“人类学可以在更多的领域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知识吗?人类学者们能否决定决策者对这些知识的认知?这个决定会影响知识的深刻性吗?”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潜入到研究对象中,与他们同吃同住,通过日常交谈以及活动参与来深入研究,也就是参与性观察这一方法,以此探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探索人类学与政策相关知识的沟通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了人类学逐渐向公共管理的方向靠拢,将人类学视角渗透在公共领域与政策阀域。

三、人类学应用于公共管理实践的历史渊源

人类学最初只是着眼于奇风异俗的研究,发展到19世纪的初期,人类学开启了它在殖民地管理领域的新篇章,对殖民地管理的服务也正是其巨大应用性的开端,亦或是人类学真正的发端。当时,许多的人类学者都投入到了培养、训练殖民地行政官员的工作,让他们学习本土文化、了解土著民们的社会关系,从而让他们能够尊重当地居民的文化。虽然,人类学为殖民统治服务这一历史渊源一直以来都被指责为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帮凶”,但从学科观点的积淀层面来看,人类学已与公共管理产生了密不可分的缘分。

(一)战时的人类学与公共管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稳固的殖民主义体系已经分崩离析,殖民地的统治管理飘摇欲坠,西方各个国家都在渴求加强殖民统治的新办法,以期恢复殖民统治的盛势。所以,它们寻求人类学家的帮助,寄希望于人类学者,通过他们来摸清殖民地民眾的社会生活、文化环境。英国政府派发了任务给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想让殖民当局在他们的帮助下搞清土著居民的生活习俗、社会结构等,从而找出卓有成效的方法,加强统治管理。毋庸置疑的是,英国政府给研究人员划拨了足够的经费,强力支持他们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领域的权威人物、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马林洛夫斯基曾经竭力劝止殖民地的行政官们对当地居民生活所进行的凶横干涉。他所创立的田野工作方法--参与观察法使得人类学在众多学科中独树一帜。他提出“钻到当地人心中,抓住当地人的观点以及他同生活的关系,以认清他对所处世界的看法”。这一方法至今仍是人类学引以为傲的东西,也正是这一方法树立了人类学在学界的标杆。

(二)美国人类学之于公共管理的实践

二战爆发后,人类学也与时俱进,将战争作为新的服务对象,涉猎更加广泛的应用范围。美国人类学对公共管理以及公共事务处理的最大贡献便是“二战”期间的情报服务。在当时,大量的美国人类学者供职于情报局,为军事问题的解决出谋献策。闻名于世的《菊与刀》就是美国知名的人类学专家--本尼迪克特在当时的环境下所著。那时候,美国政府对日本人不同于常人的行事作风感到十分的困惑,战场上俘获的敌人总是伺机剖腹自尽,但投降的日本武士又很奇怪,他们非但不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向美国军出卖日本的军事战略、军事信息等,美国当局实在无法理解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所以,详细地熟悉日本成为当时美国的头等大事。“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受托利用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一切技巧来说明日本人是怎样一个民族”。出于这种形势,本尼迪克特奉命于危难之际,以人类学家特有的敏锐度来观看日本的影视作品,并且观察常年生活于美国的日本居民,从而在没法亲自去日本进行调研的情况下研究日本民众的国民性。该调研的结果一开始只是一份呈给美国当局的军事报告,本尼迪克特后来在此基础上赘述了一前一后两个章节,又将其面向公众出版,命名为《菊与刀》,这本书在美国迎战日本的军事战略和战后管理日本的方法上产生了直观而又重大的影响。美国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粗略计算过二战中人类学家的比例,大于95%这一结果令其瞠目结舌,这意味着仅有5%的人类学工作者置身二战之外。

(三)人类学对战后公共管理的适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地纷纷脱离苦海,摆脱了殖民统治,相继宣布独立,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学者们也就没有了深入殖民地事务管理的事由,部分人类学家进而将注意力转向了自己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譬如经济、文化的变迁,工业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民族关系和彼此间的交融冲突、贫穷困窘和福利政策等,加上后来参与工业组织的管理问题。在这之后,人类学插手了公共领域愈发繁复各异的相关事宜,几乎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

与之相同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员们也曾在南美洲这片土地上挥洒热血。“庄园”是南美洲惨遭西班牙殖民统治荼毒时所推行的农奴制土地政策,到了近现代仍有所保留。庄园的主人在占有土地的同时还掌控着农奴的人身权力,甚至于他们的后代都为农奴主所有。农奴们因为这项政策的摧残而不得不依附于庄园,他们没日没夜的劳动,在庄园里进行着种植,而收获的成品都沦为了园主予以销售的商品,他们自己还得从庄园主人那儿租赁一块贫瘠的土地,用以维系着基本的生存。

四、人类学在公共管理中的功用

能够突破大众及学界的普遍观点,富有前瞻性地思考人类学与公共管理的关系,以人类学的理论指导公共管理的实际情况,这一切或许正源于学者认识到了人类学对公共管理的影响。由此,人类学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参与度越来越高,频频用人类学的方法处理公共领域的相关事宜,藉由自己的独特性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一)实现公共管理的“以人为本”有赖于人类学对人性的理解

“以人为本”涉及到了人性的一些根基问题,全面透彻地理解人性为“以人为本”的实现奠定了夯实的基础。在公共领域的行政事务管理中,“以人为本”就是要在管理过程中寻找“谁来管理?为谁管理?如何在事务处理中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几个核心问题的最佳答案。就本质而言,管理即人与人的关系。一方面,既是人在管理,人是管理的主体;另一方面,也是人在管理人,人又是管理的客体,是被管理的对象。简言之,管理的主客体均是人。

人类学的研究需要我们准确无误地了解人的本质,熟识人性对人类学的探讨而言如虎添翼。人类学在探究人的新陈代谢、呼吸活动等生物性特征时,也注意到了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社会文化特性,学者们习惯从社会与文化这一角度来分析人的共性与个性,研究人们在社会文化层次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人类学采用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等方法来了解人的本性,并将这些研究结果应用在对人的管理中,了解公共组织中工作人员的需求,根据它们的需求提供帮助,制定相对应的培养计划,不断提高效率,逐步贴合“以人为本”的要求,真正实现人性化管理。

(二)人类学的整体观督促着人们在公共管理中关注不同事件间的关联性

整体观是人类学家们进行文化研究时务必遵从的重要理念。人类学领域的工作人员在探讨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时都会把它放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研究它与其他的文化要素和繁复的外界环境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知,弱化片面性,降低错误率。整体观教会我们从全局、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活动,我们逐渐掌握了由一般至特殊的思维方法,能够从普遍的东西中找到特殊的点。

在人类学整体观的指导下,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与社会环境的外在联系都需要公共管理人员予以最大的关注,抓住各者间的关系,掌握全局的发展导向。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各个组成部分能否稳定发挥自己的作用、彼此的功能可否协调都会影响社会的运转与发展。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它的一点点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的整体进步与演变。社会是整体,其中的各种构成要素是部分,部分构成了整体,当然,整体也离不开部分,所以,社会的良性发展也离不开各要素的相互配合。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整体中的各个要素彼此独立,彼此的运转完全不顾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那么公共领域的人员在处理公共事件时就难以两全,不能兼顾到双方。社会发展至今,公共事务的种类也越来越复杂多样,不同的事务有着不同的组成要素,它们彼此独立,但是在如今的社会中又不存在绝对独立,它们势必有着自己的关系网,与其他事宜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正视这种关系,解决相关问题时也要把他们纳入考虑范围,以免出差池。

五、公共管理与人类学的结合--公共人类学的兴起

进入21世纪,人类学将越来越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学科意识以及学科责任的“公共性”上,着眼于公共领域,更加重视公共的目标追求与公共利益,这也就衍生出了新的分支学科———公共人类学。新媒体、博客、互联网等平台都成为了孕育公共人类学的摇篮。公共人类学的产生发展是人类学历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人类学从多个角度反思、省视自己,找出自身的缺陷,进而加以改变,人类学学科内部更加完善。公共人类学的应运而生也恰恰说明了人类学与公共管理相结合的可能性,也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一种绝妙的方式。

费孝通先生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论文集自序中讲述了自己弃医学习社会学的原因,那就是为了“治社会急于治病”,在马林诺夫斯基奖的致谢词中,他提出了“科学必须服务于人类”的观点,人们在改造社会时往往没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太过盲从,缺乏积极性,总是需要被调动起来,而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则能够使人们掌握科学合理的方法,更加规律化,更加主动。人类学所追求的学科目标是指导人们认识、熟悉自己生存的社会,掌握这个社会中自然存在的客观规律,并据此来选择不同形式的集体生活,同时能够满足自己不断变化的主观需求,将自己所想变为现实。30多年前费先生就认为人类学要向民众靠拢、迈向人民,真正地将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对于费老先生的呼吁,公共人类学或许是一条不可多得的优化路径,指引着人类学的步伐,使其发挥出自己的价值,迎来人类学发展的巅峰。